梅阳：“新冷战”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战略与安全

摘要： 编者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进入战略竞争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逐步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延续冷战时代"核威慑"的思维逻...

编者按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也进入战略竞争时代。在这一背景下，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逐步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领域。美国延续冷战时代"核威慑"的思维逻辑，试图通过限制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来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然而，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特殊性，美国的这一策略面临诸多困境和挑战。

本文剖析了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竞争态势。作者梳理了冷战后美国大国竞争策略的演变，指出美国将中国视为继苏联之后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同时本文分析了美国国家权力观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投射，认为美国延续了冷战时期"核威慑"的思路，试图通过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切断供应链、加强同盟等手段遏制中国的发展。

然而，作者指出，这一思路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诸多局限。与冷战时期不同，当今时代各国经济和科技的相互依存度大幅提高，人工智能技术难以通过"核军控"的方式进行管控。美国的做法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损害其自身利益，削弱其在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领导力。

当人类进入智能社会，中美两国逐步、共同地将战略竞争的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领域。2024年5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次“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从现场反馈和谈判人员构成看，中美两国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关切点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错配：美方主要关注人工智能风险特别是军事化应用风险；而中方则相对更为关注大国在竞争层面的技术优势竞争，以及所涉及的技术与出口管制。

美国战略学大师基辛格临终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最后一篇文章——《人工智能军控之路——美中两国必须共同努力避免灾难》，文中基辛格提醒道：美国和中国是全球唯二的拥有训练最复杂人工智能模型所需的人才、研究机构和大规模计算能力的国家。“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秩序，这方面的工作应该从国家努力开始，以防止人工智能潜在的危险和灾难性后果。”

当全球大国关系从“核威慑”下的冷战时代走向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算法威慑”下的“新冷战”时代，美国今日是以何种思维逻辑来进行以人工智能为主战场的对华竞争呢？这一答案或许要从冷战时代的“核威慑”中寻求答案。今天美国对华人工智能的战略竞争总体上延续了“核威慑”在冷战时代的思维逻辑、话语建构和行为模式。读懂“核威慑”，也就能够理解今日美国对华的战略竞争态势。

中美战略竞争与大国关系

“新冷战”时代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的撰文，二战以后，美国总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的大国竞争。本文总体可以概括为：冷战、后冷战与“新冷战”时代：

（一）冷战时代

（二战后—苏东剧变）

二战以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奠定了美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启动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对抗，当时美国有两大战略目标：一是加强民主和民主国家间的合作；二是遏制苏联。这一战略被后续的总统所沿用。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对工业和新兴技术进行持续投资，但这种“产业强国”的信念在1980年代逐步消蚀，冷战后也未见改善。金融的泡沫化和全球化分工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美国本土的技术优势与产业制造能力脱节，形成了本土产业链对全球产业链的依赖。

1≠950年，美国时任总统杜鲁门

（图源：Getty Images）

（二）后冷战时代

（苏联解体—奥巴马任期后期）

苏联解体以后，“自由世界获得了重大胜利”，美国式民主模式到达自信顶点，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已经没有竞争对手。美国寻求扩大“美国领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现美国所期望的自由世界繁荣”。经济上，“世界是平的”，全球化走入高歌猛进的时代；政治上，美国对人类政治制度向何处去保持乐观的态度，认为美国式民主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国际层面，旧有地基于核威慑的美苏对抗格局解体，新国际秩序尚在探索，“文明冲突论”等引发极大讨论；在国家安全层面，“9•11”事件将美国军事重点转入反恐战争，美国更加强调国土安全并相继深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

在这一阶段，中国积极利用了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红利，积极发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全球贸易实现了经济崛起，通过产业政策和国家扶持实现了产业和技术赶超，通过军民融合战略了提升军事实力，并通过经济实力提升了国家形象和国际地位并影响了国际秩序。世界格局逐渐呈现“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之争，从“中国和平崛起”到“中美G2共治”等相继引发国际讨论。

奥巴马总统执政后期，美国选择“第三波抵消战略”与“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对东亚区域的力量投射，旨在牵制、限制中国的国家崛起。在2011年的《总统国情咨文》，奥巴马指出人类已经进入“斯普特尼克”时刻（苏联1957年曾经发射“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地球卫星从而在太空领域领先美国，引发美国举国恐慌，但是美国后来的投资导致美国赢得了登月太空竞赛），美国要通过国家投资带来“创新的浪潮”。

美国学者白邦瑞及其著作《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图源：网络）

（三）“新冷战时代”

（特朗普上台以后）

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家力量的整体崛起让美国感受到了重大的战略挑战。

美国原本期望通过全球化贸易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互联网开放、对外贸易、年轻一代崛起，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改革，实现社会开放、言论自由、政治民主（美国式），逐步融入到美国所构建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成为美国全球化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离岸外包）。

但中国的现实却与美国的设想大相径庭：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了军事实力和对地区、国际秩序影响力的提升，经济增长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中国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并且在经济和社会开放、言论和互联网管制、民主化改革方面坚持了自己的道路，没有走西方的道路，并且对西方模式的缺陷提出了挑战。

中国成为了继苏联之后，唯一有实力挑战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人认为，自克林顿政府以来所推行的以市场利益换取中国政治改革的道路是重大战略失败，中国利用了美国开放社会的特点，反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挑战。

华盛顿的鹰派们惊呼：美国被中国“骗了”！其中较为著名的代表是“中国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所提出的“百年马拉松”之说。他认为中国从来都是将美国视作对手和赶超的对象，并且要在1949-2049这百年时期内持续挑战并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的国家权力观

及其在人工智能竞争的投射

（一）美国的国家权力观

沙利文（Jake Sullivan）曾经撰文系统地阐释美国的国家权力观，指出国家权力的来源并非局限于人口、地理、自然资源等因素，决定国家未来的是国家战略能力，具体而言是四个方面因素：

1. 组织动员

即国家如何实施力量资源的组织动员。在这一方面，美国两党基本形成“遏华制华”的共识，在军事上对华形成所谓的“一体化威慑”。

2. 资源投向

即国家应当投资于何种能力。沙利文宣称，美国今日所做的是“重回艾森豪威尔”时代，重新确立国家投资创新、产业强国的信念，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国家量子计划法案》《国防工业战略（2024第一版）》等系列措施持续加强美国半导体、量子、国防工业等先进技术和产业制造领域的投资。

3. 联盟塑造

即国家选择与谁结盟。美国构建了所谓的“民主世界”和“威权政体”、“邪恶轴心国家”等“类冷战”阵营对抗的认知话语，积极加强了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盟，争取“全球南方”国家的支持，特别是在中国周边和亚太区域构建了多个小多边机制，包括美日菲三边联盟、美日韩三边联盟（JAROKUS）、美英澳三边联盟（AUKUS）、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美越印三边联盟等，中国实际上已陷入美国及其多方盟友的包围之中。

4. 外交策略

即国家是通过战争、拒止还是预防来实现国家目标。美国采取了东亚拒止威慑策略，通过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武装支援中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旨在对中国形成拒止威慑。在技术和产业竞争上，美国从“脱钩锻链”再到技术管制“小院高墙”和产业链的“去风险”、摆脱来自中国的“红色供应链”。

（二）基于“数量规模”优势的美苏冷战

美国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核弹，技术性地终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开启了二战以后大国冷战的开始。人类社会自此进入了所谓的以核威慑为基础的大国战略竞争时代。

从技术本体看，核威慑的基础测度指标是“核当量”（核爆炸可以释放出的能量，通常用释放出相同能量的三硝基甲苯（TNT）的吨位来衡量），因此基于核当量的战略威慑必然要建立在核武器（弹头）的规模优势上。由此看出，冷战时期基于“核威慑”的大国权力来源和竞争优势，起源于该国在“核当量”的数量规模上的优势。

回顾冷战以来重大科技和装备的突破，都曾与“核当量”的生成、运载、控制、定位、计算模拟、当量实现等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且围绕核威慑产生了一系列经典的大国关系和战略学理论。

美苏冷战时代围绕”核当量“威慑展开

（图源：作者整理）

由此产生了基于“核威慑”的大国竞争手段，即控制对手国家的“数量规模”。通俗表达就是追求“我多你少、我有你无”的规模优势，“基于核威慑”的大国竞争呈现出数量规模上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

一是“核门槛”的限制，从而延伸出对核原料提炼设施和核武生产技术的管制；

二是防止“核扩散”，由此延伸对核原料和关键设备的产品禁运和出口管制。

三是控制“核规模”，由此产生针对核弹头部署和数量控制的军控谈判。

基于核威慑的大国战略竞争（基于规模当量的竞争）

（图源：作者整理）

（三）美国对华人工智能战略竞争思路：

“核威慑”时代的遗产

回顾美国的冷战目标：一是加强民主国家间的合作，实现“自由世界内部联合”；二是遏制苏联，实现“自由世界”和“红色共产主义世界”的二元对立。遵循这两大逻辑，美国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实施了对中国的“新冷战”大国竞争。

美国方面对华的战略判断发生了根本性颠覆：将中国从战略伙伴关系转变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在一些高层官员和政府文件中已标注为“准敌对国家”。美国由此产生了基于美国价值观、国家安全和全球秩序的三方面关切：

（1）民主自由价值观关切：认为中国可能会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犯公民隐私、实施人脸识别、言论监控，实现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或是中国借助美国开放社会的特点，利用美国的技术输送和支持其他与美国价值观相违背的国家。

（2）国家安全利益的关切：基于对中国作为“准敌对国家”的判断，强调美国的产业链自主可控性和对尖端技术的保护，强调战时供应链的稳健性，阻断中国军民融合战略进程，控制来自中国投资以及中国的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操纵。

（3）国际和地区秩序关切：强调基于规则（美国所主导）的治理，在东亚区域强调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牵制平衡”，将中国对主权和领土的合法诉求污名化为对地区秩序的挑战。

人工智能Sora生成的“猛犸象”视频

（图源：OpenAI官网）

由此，美国重回“艾森豪威尔时代”，重新确立了“科技立国”“产业强国”的信念，具体体现在：

（1）国家供应链的自主化、加强与民主国家的供应链合作，尽力摆脱来自中国的“红色供应链”，确保战时国家供应链的稳健弹性。

（2）国家引领投资先进前沿技术，确保美国领先地位。

（3）防止竞争对手利用美国开放社会的特点，廉价地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实施对美国不利的行为（军事应用、威权高压、资助别国）。

（4）与中国围绕人工智能的风险控制（军事）和军控合作展开谈判。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竞争的局限

（一）相互依赖时代的

人工智能技术特征发生质变

“核威慑”时代大国间威慑得以形成的基础是所谓的“数量规模”优势，潜在机理是数量规模的“边际报酬递减”效应，其前置条件是：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彼此对立，无论是在经济贸易还是产业链依存度上都相对独立，因此实施产品、物资乃至技术的管制都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

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大国间的威慑已经演变为追求技术先进性的“性能优势”，潜在机理是技术扩散的“边际报酬递增”效应。并且人工智能技术已经不同于核原料、核设施等有形的产品物资，而是以算法代码形式的智力成果。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威慑”，本质上已凝结在科技人才的大脑中。

人才及其智慧创造的科技成果不同于核武器，天然地具有高度流动、自由表达、共享交流的特征。在中美的经济、科技、产业、企业乃至人文都已经高度依赖的时代，美国已经不太可能通过“核军控”的思路来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战略竞争进行管控、限制和打压。

（二）“核军控”思路在

人工智能时代的“失灵”

美国当今继续沿用“核威慑”时代的冷战对抗思路来实施人工智能竞争，无疑将陷入“捉襟见肘”、反噬自身的方法论困境。具体而言，美国将面临几大困境：

当今美国将面临的三大困境

（图源：作者自制）

（1）对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的控制，与美国自身的“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产生碰撞。如果美国强行对相关人才实施管制，将面临自身法律以及人权价值观的多重挑战，也会削弱美国赖以创新的世界人才聚集高地的优势。

（2）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军民两用性质，美国无法控制人工智能技术的最终用途。出口管制和产品禁运的方式不仅存在巨大操作难度，带来了巨大的行政管理成本，同时也会对美国所秉持的科技保障人权的理念形成巨大的伦理冲击。

（3）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依赖于国家和企业创新生态，“研、试、产、用、迭代乃至颠覆性创新”的正向创新循环得以实现，高度依赖市场利润的反哺，美国试图切断中美两国的市场，限制美国相关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最终损害创新企业的市场利润反哺，损害持久创新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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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应对

核威慑是冷战时代美苏阵营对抗的核心主题和逻辑主线，双方围绕核威慑的实现发展出一系列奠定当今世界科技面貌的技术谱系及围绕核威慑的大国关系学说。今日，人工智能技术正在结构性重塑现代社会，并且在底层逻辑上修正甚至改写国家间关系和全球治理格局，也将书写新的大国权力故事。

借用美国的国家权力观，或许可以从“组织动员——资源投向——联盟塑造——外交策略”的国家战略能力角度来看，中国可以做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组织动员上，要在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同时克服其劣势，适应创新自下而上涌现、不可预测控制的新常态，而非堆资源进行简单模仿重复。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信息技术创新，产品要在市场中获得利润以实现正向迭代，需要在应用中不断迭代创新，其成功与否要交给市场，经过丛林法则的优胜劣汰。

2023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参观者与商汤元萝卜AI下棋机器人对弈（图源：新华社）

二是在资源投向上，要充分依靠市场和企业创新主体，打造“龙头+集群”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做集群创新（如日本拥有索尼、夏普、丰田、本田、东芝、佳能、尼康；韩国有三星、LG、现代）。要从市场和产业链需求出发做企业，而不是从政策出发做企业，尊重中国市场的实际需要。要以科技创新反哺经济民生和科技持续创新，避免“泛国家安全化”的不利影响。

三是在联盟塑造和外交策略上，要积极搞好、改善与美国、欧洲、中东和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保持东亚和台海地区安全稳定，为中国创造一个较为温和的周边环境。同时，要学习“美中苏”大三角关系中“不结盟”斡旋的政治智慧，妥善避免我国在国际重大事件中陷入不利地位。

四是改造我们的教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启智、激发创新，而非规训。ChatGPT、Sora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之所以能够“智能”，就在于其总结了人类逻辑思维中的简单性和可重复的逻辑思维，从而运用算力快速地实现了复现和替代。传统教育以做题、考试、获取高分为目的，出现标准答案以及伴随而来的诸多“解题技巧”和“死记硬背”策略，这些技巧和知识都是规律性的、可重复的，都是将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简单脑力劳动。过度浪费精力在重复性的机械知识上，会在学习生涯早期严重压抑学生的创新思维、批评反思、提问质疑能力。

6月7日，在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考点，考生在休息区等待考试（图源：新华网）

在培育新的社会环境方面，应致力于培养高级、复杂的思维，激发学生对科技、社会、自身、人类情感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人文关怀，对自身和他人生命价值的关怀、自洽、尊重，对未知领域持续热忱的探索好奇心，培养尊重和鼓励个体创新的社会环境，人类才能够真正战胜看似智能、但本质上十分机械重复式的人工智能。也只有真正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国民，才能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

本文作者

梅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副研究员。